希望法庭不要给我按认罪处理，认罪是在重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诱导之下进行的。
在此，存在着严与厉之间的负相关性：严可以降低厉，不严则必然以厉为补偿。具体而言，死缓原则上关押终身，非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不得假释。
因此，刑事政策的制定应当考虑某一特定地区的治安状况与犯罪态势，刑罚的轻重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地区的犯罪率的高低。除物质成本以外，刑罚还有精神成本。在社会关系明晰化、社会结构合理性、社会规范严密化、社会心理顺畅化之前，导致犯罪产生的社会根源没有得到解决，犯罪的高发态势就不可能消失。社区矫正需要各种专业人员，包括专职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志愿工作者等，还要配备一定的警力，以体现行刑的强制性。在上述三种严的含义中，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严格与严厉。
我个人倾向于赞同法外施恩，关键是如何界定法内与法外。当然，宽严相济的严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绝不能对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以严为名作为犯罪处理，也不能对刑法规定处罚较轻的行为以严为名判处法律没有规定的较重之刑。当年，美国面对奴隶制的政治分歧，国会和总统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还真的做了一个政治判决，判定奴隶制符合美国宪法的要求，这就是臭名昭著的Scott案件。
因此，所谓的选举舞弊不过是不服从选举结果的理由或者借口。乌克兰未来的局势取决于美俄两国的角力。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哈耶克认为，自由就是强制的不存在。
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主化恰恰为不同政治势力的支配甚至分裂这个国家提供了合法渠道。这恰恰就是以民主而著称的魏玛宪政灭亡的教训。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当年的联邦党人对民主选举和政党政治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要素，就是乌克兰国家内部存在着东西部地区的文化和民族差异。正是面对这种政治上最危急状态，主权概念才凸显出来了。如果被两个或几个势均力敌的大国所支配，那么，这个国家就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而其结果，只能将政权拱手让给反对派，将主权交给反对派。国际势力正是通过民主化国家中的不同政治派别，把自己的政治触角伸到这个国家内部。相比较而言，那些历史文化传统高度整合的国家不容易分裂，或者即使分裂也易于统一。乌克兰的局面，要点在于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还是掌握在反对派手中。
但是，自由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强制。民主化本身摧毁了宪政民主。
《21世纪》：如此说来，宪法对于一个民主化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乌克兰宪政民主的危机与政治决断《21世纪》：如果我们不考虑民主化进程中的外部力量，仅仅从国内来讲，是不是意味着民主化的前提是，要建立一套所有人都承认的选举制度，而且各方政治力量都要无条件地承认选举的结果？强世功：你所说的就是宪政问题。
换句话说，要捍卫自由，必须用更大的强制来抑制破坏自由的强制。因为这是两个政治大国，有深厚的政治经验。由此党争最终撕裂了政治权威。这就是政治，布什这样说是需要政治气魄的，这也是美国保守派非常可贵的地方。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吴铭 进入 强世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乌克兰宪政危机 。乌克兰作为一个处于战略位置上的弱小国家，与处于巴尔干和波斯湾的国家会面临同样的命运，那就是被大国所支配。
前苏联在民主化过程中的解体，与战后德国的统一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样的努力并没有解决施密特所说的问题，谁来执行最高法院的判决？法院的判决和宪法一样，需要政治强力的保卫。
没有宪政，民主选举只能导致党争、战争和分裂。在2000年戈尔诉布什的案件中，最后投下关键一票的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
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民主化转型中的第一条定律。其次是中期的民主化战略。
施密特的理论实际上克服了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目前乌克兰东部的分离运动与所谓全民公投或自治运动联系在一起。因为选举结果出来之后，选举中失败的反对派不承认选举结果，认为选举存在着舞弊。最后，如果对手不服从调停，准备采取暴力手段来维持秩序，那么就会训练有素地把手持红玫瑰的老年人、小孩和妇女推到游行队伍的最前线，用人道的手法瓦解暴力，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其实，我们今天也应当说：全世界要么作为我们的朋友站在拥护中国和平崛起的一边，要么作为敌人站在遏制和肢解中国的另一边。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民主化转型的第二条定律。
二战后德国和朝鲜的分裂就是例子。但另一方面，民主选举在技术上是通过单个的选民投票完成的，甚至是通过党派有组织的投票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主权在民的政治思想在选举中就表现为主权在选民或者主权在党派。
因为在这个时候，最高法院解决的不是普通的纠纷，而是要做出一个政治决定。今天，乌克兰的局面就是这个局面，谈判、交涉、调停在进行，广场上有摇滚歌手在助兴，警察守卫的国会门前，都系上了彩色的气球。
正如韦伯所言，成熟的政治家必须具有钢铁般的政治意志和追求权力的政治本能，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权或者江山在谁的手中的问题。大国既然希望借助民主化的力量来控制他国，那么，它必然要打扮成民主化的积极支持者，通过和平的方式瓦解这个国家。因此，如果作为政治的考虑，乌克兰最高法院应当判决选举有效，这样可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政治教育与责任伦理《21世纪》：乌克兰的民主化，乃至整个东欧、中亚的民主化对中国有什么经验教训呢？强世功：我认为，苏联、东欧和中亚的民主化进程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经验，只能给我们提供教训。
此外，即使政治力量遵守最高法院的判决，那么最高法院也必须要作为政治机构而不是作为司法机构来思考问题。今天，乌克兰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决不能仅仅把宪法看作是一个法律文件。因为当一种政治力量准备摧毁整个宪政民主体制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政治陷入到施密特所说的非常状态时，没有任何合法的力量可以挽救宪政民主体制，在这个时候，任何符合宪法的民主对话与协商最终摧毁了宪政民主体制。
当然，为了防止民主化转型中的宪政危机，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手段，努力解决地区差异和发展不平衡，强化各民族之间的纽带。从朕即国家到主权在民的转变就是政治权威正当性的转变。
